西汉的对外关系

    一、汉与匈奴

    白登之围

　　秦汉之际，匈奴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匈奴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王统治西边。

　　匈奴贵族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公元前201年（汉六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白登之围”。

   
    “和亲”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汉高祖只好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

　　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实边”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卫青、李息反击凶奴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霍去病西征

　　在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反击匈奴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针对匈奴贵族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败对手，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单于和亲”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贵族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族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贵族的斗争也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

　　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

　　匈奴贵族和西汉中央之间虽然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却保持着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匈奴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匈奴族的遗址中发现的房屋、砖瓦以及各种丝织品，说明匈奴人在与汉族接触后，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汉与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北道诸国有龟兹（新疆库车）、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南道诸国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官征税，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西汉从匈奴降人的口中获悉：在今甘肃敦煌一带原来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被迫西迁，对匈奴恨之入骨，时刻想报仇雪恨。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募远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余年。后来，他乘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东返。他再一次冲破匈奴的拘禁，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返回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张骞是西汉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公元前119年，汉进军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因此，彻底割去匈奴右臂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张骞到达乌孙后，原定目的虽未达到，但他派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最后顺利返回长安。乌孙还派了数十名使者携带礼物到长安答谢。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三、汉与南方各族

    打开西南之路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甘肃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西汉又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轮台（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日益缩小。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都护是西汉中央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这说明，远在二千年前，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西域人民也把自己的生产经验和创造，如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收闽越

　　西汉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之为"西南夷"。在今贵州境内以夜郎（贵州遵义、桐梓一带）为最大。在今云南东部也有几十个部落，以滇（昆明一带）为最大。自滇以北，到今四川凉山一带，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为大。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再往西去，有巂、昆明（云南大理一带）等部落，他们以游牧为主。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与日俱增。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此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不久，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设官管理。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后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终因无法前进而停止。公元前111年（元鼎元年），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和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并赐"滇王之印"。这颗"滇王之印"，已在晋宁滇族贵族墓中发现。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

　　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汉两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秦末时，闽越首领无诸及东瓯首领摇曾率本族参加了反秦战争。西汉建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建福州）。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浙江温州），号东瓯王。在南越地区，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中央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汉政府与南越关系恶化，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汉文帝即位后，赵佗废帝号称王。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便向汉中央请求内徙，遂被迁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接受西汉的直接统治。

　　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汉武帝派遣横海将军韩说等分四道攻入闽越。征服了闽越地区的叛乱。汉武帝又把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一带。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宣谕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入朝。南越王及太后也愿意"内属"，唯丞相吕嘉反对，并起兵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立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军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广州），灭南越，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南海（治今广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合浦（治今广东合浦县北）、珠崖（治今广东琼山东南）、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 从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汉族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族人民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

 

   

    四、汉与东北各族

   
    与夫余、肃慎

　　西汉时期，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夫余、肃慎、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沃沮等。

　　肃慎，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也称"息慎"、"稷慎"等。从殷周至汉武帝时期，与中原地区经常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挹娄，与肃慎属于同一民族，挹娄在肃慎北，大致在今牡丹江以东、松花江以南一带。

　　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经济交流。西汉时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军队、牢狱、宫室等。

 

    与乌桓和鲜卑

　　乌桓和鲜卑是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称乌桓。乌桓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随水草迁徙。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乌桓人请求内属，于是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塞外，西汉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西汉初，被匈奴打败后，逃至鲜卑山（内蒙古洮儿河与西喇木伦河之间），因此得名。鲜卑与乌桓为邻，其社会风俗、习惯、语言均与乌桓相似。

　　高勾丽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际，为东北的"高夷"。居于夫余南，今鸭绿江以西。汉武帝时以高勾丽为县。西汉后期，夫余人朱蒙（或云邹平），建立高勾丽国。高勾丽人与夫余人习俗差不多，主要从事农业，善酿酒，能歌善舞，与汉族来往密切。 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相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日趋融合，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代。

 

    五、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今天中国新疆地区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亚各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张骞曾经到达大宛（锡尔河上游东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国。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还到达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到西汉访问和通商。 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从此，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了外交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那时，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中国的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等也传入大宛、安息等国。并且通过大宛等国，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这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给华夏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古典歌舞场面为之一新。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
　　西汉时，通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以南石城镇）、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附近）、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可达安息，由安息向西到达大秦（罗马帝国）。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中西交流的两大动脉。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也被称为"丝绸之路"。

 

    与朝鲜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中朝两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频繁的交往。战国时，燕、齐两地人民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往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西汉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公元前100年（元封二年）秋，武帝派楼船将军扬仆等分两路进攻朝鲜。朝鲜首领右渠率众抵抗，汉军屡败。最后因朝鲜上层内部分裂，右渠被杀死，卫氏朝鲜亡。汉武帝在卫氏统治区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以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的统治，但两国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朝鲜出土了不少西汉的文物，说明汉文化对朝鲜有明显的影响。

 

    与越南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联系。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秦统一后，进军南越时，曾侵及瓯骆国。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并通过瓯骆的骆侯、骆将和蒲政进行统治。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此后，中国同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中国的铁农具和越南的土特产便经常互相交换。

 

    与印度和缅甸

　　在中国古代，印度被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也传入中国内地。

　　此外，缅甸从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与中国人民之间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已经开通，使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西汉时，也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东亚的日本等国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交往。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 汉对外的水路交通 秦汉时期，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陆路经由中亚、缅甸外，还有海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五个月可到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四个月，抵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从此处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从黄支国起程，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从此继续航行，经过八个月抵中途的皮宗（在马来半岛）。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私营的海外贸易则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

 

 

    

     东汉的对外关系

     与南匈奴的关系

　　王莽时期，西汉以来中央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保持的臣属关系，也陷于瓦解。匈奴利用这一机会，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各族，势力日益强盛。东汉初，匈奴单于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当时的东汉政权因无力对付匈奴势力，一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南匈奴的依附，极大地加强了东汉王朝的北方边防，对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南匈奴入居塞内，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也促进了其本身的发展。南匈奴长期和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游牧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文化也深受汉族影响。

 

    

    与北匈奴的关系

　　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北单于无奈，从公元51年后，不断向东汉王朝遣使朝贡，要求和亲。东汉政府内部，在对待北匈奴的问题上，有过多次争论。最终采取了礼尚往来，报答使者的办法，以求和好安边。

　　随着匈奴力量的削弱，原来受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南匈奴、乌桓、鲜卑归附东汉后，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北匈奴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使其最必需的粮食、布匹、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出现匮乏。北匈奴遂不断寇扰东汉的缘边郡县。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 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班超出使西域

　　王莽统治时，匈奴奴隶主贵族控制了西域，向各族人民勒索苛重的赋税，统治极其暴虐。在西域，当时西部的莎车比较强大，它联合南道一些政权与匈奴相对抗，并保护了汉都护及吏士家属千余人。东汉刚建立，莎车王康就遣使至河西，表示思慕汉家。公元29年（建武五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请中央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呈现混乱状态，大部分政权皆役属于匈奴。

　　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占领伊吾卢城，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戍守；同时，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奉命出使西域。 当时，北匈奴势力在北道受到了一定挫折，而南道诸国仍为匈奴所控制。公元73年，班超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率领部下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鄯善为之震服。以后，他又使于阗归附中央。第二年春天，班超废掉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逐一被肃清，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北匈奴的残暴统治。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死，北匈奴又乘机反扑。在匈奴贵族支持下，焉耆等国攻杀西域都护，并联合龟兹、姑墨进攻疏勒。班超孤立无援，处境十分困难，东汉政府命令班超撤退。疏勒人民不愿班超离开，于阗诸国也坚决挽留，班超遂中途返回疏勒。他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于阗、疏勒等国，并与乌孙通好，重新稳定了南道形势。公元90年（永元二年），大月氏派兵七万越葱岭进攻疏勒，企图控制南道，班超率诸国兵击退了大月氏的入侵，声威大振，于是乘胜经营北道。次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附东汉，班超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亲自坐镇北道；又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公元94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从此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班超出使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符合汉族人民要求恢复与西域的关系的愿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强与汉族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意愿。

 

    与乌桓的关系

　　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的诱迫下，乌桓各部不得不依附匈奴，并在匈奴的驱使下，不断寇掠东汉缘边郡县。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

　　乌桓族在西汉以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狩猎为生活来源，经常逐水草而居。归附后由于长期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性质有了变化，部落组织成了统治乌桓人民的工具，部落大人也变成世袭制。乌桓族封建化过程的逐步完成，使他们和汉族交融在一起，魏晋以后，就完全和汉族融合了。

 

    与鲜卑的关系

　　居住于乌桓族东部的鲜卑族，其社会状况、语言习惯与乌桓相似，但由于接触汉族文化的程度较弱，东汉时期鲜卑族显得更落后些。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东汉还收买鲜卑部落大人，使之专门对付北匈奴。
　　
　　东汉中期，北匈奴残部西迁，鲜卑族乘机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迅速强盛起来。从此以后，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东汉末年，鲜卑首领檀石槐统一了各部，其统治区域东至兴安岭，西至乌孙，东西一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檀石槐参照匈奴族的统治经验，把他的统治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部，每部各置大人为首领。檀石槐也力图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檀石槐统治时期，鲜卑族开始进入奴隶制时代，檀石槐死后，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各部大人纷纷独立，鲜卑族的统一局面也随之瓦解。

 

  
    与羌族的关系

　　羌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与汉人交错杂居，从事农业生产的日益增多。羌族社会发展比较迟缓，当时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但是私有制已经逐渐滋长，各部落之间经常互相掠夺。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极端黑暗，羌族趁机进攻东汉。从汉安帝时起，羌族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叛乱，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的叛乱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与蛮族的关系

　　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境内，散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在湖南境内诸部，由于其居住地域的不同，也被称为武陵蛮、零陵蛮、澧中蛮、长沙蛮等等。在四川东部及湖北一带，生活着被称为巫蛮、沔中蛮、江夏蛮等部族。在四川北部、陕西汉中地区、广东及广西境内，还有许多蛮族。对蛮族聚居的地区，从秦汉以来，即已设置郡县，由封建国家直接管理。但在蛮族内部，大多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由君长统率。这些众多的蛮族部落，与封建国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臣属关系，负担着轻重不等的封建义务。

　　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大量汉人流入湖南地区，与蛮族人民错居杂处。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蛮族发生了冲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首先起来反抗，攻击当地郡县。刘秀派万余军队前往镇压，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又派伏波将军马援带领四万多人前往镇压。蛮族才被镇压下去。

　　东汉中叶后，蛮族再次叛乱。蛮族叛乱，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东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物产十分富饶。在益州郡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55万余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从此，他们与汉族的联系更加密切。 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诸部，都相继归附东汉王朝。汉族文化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改变了当地风俗，提高了当地经济、文化的水平。

 

    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勾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三韩中以马韩最大，有五十几个部落，辰韩、弁韩各十二个部落，各部落总合有五十多万户。马韩的月支部酋长称辰王，名义上是三韩的大君长。马韩人已知种田养蚕织布，住的是草屋土室，与汉人接触较多，受汉化影响较大。

　　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逃亡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最高，人民能种五谷、养蚕织布，能制造铁器。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总之，三韩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在日本岛上居住着倭人，东汉时倭人分为一百多个小国。早在西汉时，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与越南的交往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与中亚、欧洲国家的联系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公元120年（永宁元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